2022年11月11日下午14:00—16:00，云南大学缅甸研究院祝湘辉教授为我院师生作了题为“从蒲甘考古博物馆两块碑铭看忽必烈的征缅战争”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是我院“史学名家系列讲座”第137期，由8858cc永利官网严赛老师主持。

祝湘辉老师的讲座内容主要分为四部分。

介绍藏于蒲甘考古博物馆的信第达巴茂克碑和达罗婆门汉字碑的碑铭识别情况。在反射转换成像技术（RTI）的加持下，大幅提高了达罗婆门汉字碑字迹的清晰度，突破了经验式观察传统方法，使可辨别的文字达到了极限，为碑铭的进一步解读和研究打下基础。接下来需要厘清的是：立碑者是谁？碑铭遵循了何种格式？祝湘辉老师先是通过碑铭中多次出现的“云南省”和“缅国”等重要的时间坐标把立碑时间锁定在了宋朝后明朝前这一时间段，又将碑铭中最清晰的“不残缅国”和“隐盗贼”字样与中国史书中的类似表述相对照，从语言词汇的角度进一步锁定时间为元朝，然后通过安南人和意大利人撰写的书籍《安南志略》和《马克·波罗游记》证实了该碑铭与忽必烈所发的敕令有关，并找到了元成宗向缅王下达的诏书，与之前的判断相互印证，最终推断出达罗婆门汉字碑为忽必烈下旨所立。

达罗婆门碑所立时间。随着元朝在云南统治的巩固，元、缅对两国边境金齿部族地区控制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从至元十四年（1277）元缅首战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军至蒲甘，使其岁贡方物，元缅之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战争。《南诏野史》言：“元置邦牙宣慰司于蒲甘城，命云南王也先帖木儿率招讨使怯烈总兵三千往镇之。”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前期进入缅甸的也先帖木儿与脱满答儿和李海剌孙会合后，第一次挥师进入蒲甘，并设立了邦牙宣慰司作为最高统治机构，因此该碑极有可能立于1287年。当年忽必烈颁布了圣旨，令云南王也先帖木儿约束元军，不得残害缅国僧侣百姓。在确定立碑的大体年代后，下一步将达罗婆门汉字碑铭与同时代的元代圣旨碑进行比较，可双重印证有关该碑的一些史实。祝湘辉老师列举了几条线索，分别是：本碑是文言碑；元代圣旨碑的内容和格式比较固定；达罗婆门碑背面出现了骠文而蒲甘碑铭习惯在前面、侧面和背面刻上叙述同一事件的不同语种文本。

信第达巴茂克碑的内容。碑铭中记载的内容丰富，包括缅甸使团的成员、征缅元军的人数、缅甸使团出发的时间以及信第达巴茂克与忽必烈相见并讨论佛法等内容。祝湘辉老师在他的论文《达罗婆门汉字碑铭与元缅战争考略》中讲到：“元朝史籍记载缺漏的现象不胜枚举。因此，阅读元朝与周边国家交往历史应参考多种来源的资料，而来自对象国的史书和实物资料就更加珍贵，可用来交叉佐证或补充正史。”这篇碑铭补充了《元史》对元朝征缅战争细节记述缺漏的不足，又作为第二重证据印证了中缅历史资料的记载，史料价值极高。

祝湘辉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总结。祝湘辉老师强调阅读历史应参考多种来源的资料。缅甸蒲甘出土的达罗婆门汉字碑铭有着第一手文献的重要价值，认真研究碑铭所反映的问题，更容易体察出“大历史”之外的细节。碑铭中忽必烈下达的“不残缅国”的敕令，反映了忽必烈在发起征服周边民族战争的同时，还加入了对宗教的考量。同样，忽必烈曾下旨元军应避免毁坏安南的寺庙和宫廷。《元史》还记载，佛教僧侣随元军行动，平时为元军提供法事服务，战时可劝降敌人，待元军征服一地即可开展弘法传教活动。由于反射转换成像（RTI）技术的成熟，才有了该碑更清晰的字迹和更高的解读可能性。因此达罗婆门碑铭也为科技与学术的互动提供了一个研究案例。

讲座结束后，部分参会者基于讲座内容进行积极提问，祝湘辉老师进行了详细解答。

最后，严赛老师对讲座进行总结并感谢与会师生，讲座圆满结束。

供稿人：王思源